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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教授警告:莫当“世界领袖”,解决国内问题才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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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建波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

【摘要】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召开,一些人似乎走得更远,开始醉梦于中国的“世界领袖”地位,甚至有文章扬言中国已经成为“救世主”。无论是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还是在北京雁栖湖畔,外国政要逐一走过长达50米的红地毯与中国领导人握手的场景,也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兴奋不已。国人“早熟”但却“不成熟”的大国心态,似乎还在快速膨胀。

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经圆满落下帷幕。自近代以来,由中国发起倡议并得到如此广泛的国际关注,的确尚属首次。中国人有理由感到振奋和自豪。但是,国内媒体和学者铺天盖地的颂扬,以及网络上表达出的某种自负情绪,却让人深感忧虑。

还记得2016年杭州20国集团(G20)峰会召开之际,无论官方还是学者,都声称中国为久病不愈的全球经济开出了一副标本兼治的“药方”。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各国皆衰我独兴的架势。

而此次“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召开,一些人似乎走得更远,开始醉梦于中国的“世界领袖”地位,甚至有文章扬言中国已经成为“救世主”。

无论是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还是在北京雁栖湖畔,外国政要逐一走过长达50米的红地毯与中国领导人握手的场景,也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兴奋不已。国人“早熟”但却“不成熟”的大国心态,似乎还在快速膨胀。

这种不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只是表现为在发展上“超英赶美”式的大跃进以及对自身发展成就的某种盲目乐观和自满,也体现在遇到外交不愉快甚或外交挫折之后,短期内急剧爆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近乎狂热的排外情绪,以及对某些中小国家表现出的不屑、轻视和某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其实,这种表面的自负恰恰反映了国人自信心的不足和大国心态的不成熟。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贬损中国自己,而意在说明,在全面走向世界大国的进程中,中国人应该及时培育成熟、稳健的大国心态和大国胸襟。

中国人要自信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也天然是一个大国。即便是在中国国力不济的年代,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也从未自视为小国、弱国。

中国人还要看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需要,一定程度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责任心也是实现民族团结并激发国家发展潜力的基础性前提。

因此,培育国人成熟的大国心态实为必要,做到自信而不自大,自豪而不自负。

我们不会健忘。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在讨论如何认识甚或践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但如今,这一话题早已成为过去时。对于中国发展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历史成就,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有所作为”或者“更加有所作为”,而是倾向于使用“奋发有为”。不过,笔者还是以为,我们仍然需要对自身发展及其在世界的地位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何谓世界性大国?

世界大国,不仅仅只有庞大的经济和市场规模,也需要有强大的科技创新和知识生产能力,拥有相当的全球军事存在和文化影响力,以及在重大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话语权。

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自然十分重要,但同样也需要在解决若干重大全球性问题包括热点难点问题上拥有重要影响力,在推动世界共识的形成乃至引领世界发展方向上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正在具有越来越多的大国“存在”,但还缺乏全面意义上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一些国外学者称中国为“不完全的大国”(PartialPower),虽然很不中听,但却并非毫无道理。

准确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需要我们认真领会三个“没有变”和三个“前所未有”的辩证关系。

“十八大”报告强调,“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三个“没有变”要求我们看到自身的不足,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三个“前所未有”则激励我们保持乐观自信,注重开拓进取,争取更加积极有为。

中国尚未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尚未成为全面意义上的世界大国,在此关键阶段,继续保持适度的“低调”对于实现国家发展的长远目标有着显见的意义。

当年“韬光养晦”的精髓之处,在于尽量避开世界主要矛盾的矛头,避免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在当前时代,其实质是要求中国人始终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解决好自身问题并集聚国家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同时积极运筹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曾一再真诚地告诫美国人,帝国的衰落源于实力的过度伸张,但也要不断提醒自己,对于尚未崛起的大国更是需要韬光养晦并积聚实力,20世纪德国、日本、苏联的鲁莽和冲动就是失败的典型案例。

如果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大国崛起道路上曾体现出的淡定和从容或许值得我们学习。美国的经济总量在1900年就超过了英国,但它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全面接管世界领袖的接力棒。在20世纪美国遇到的几次大危机当中,包括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美国都通过战略的调整和收缩进而重振了国家实力。始于奥巴马,经由特朗普显著强化的“美式”韬光养晦,其实正是当前美国在面临一系列难题之后的又一次战略调整。在当前美国更加关注国内发展并着力打造硬实力的今天,继续强调“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维对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对外关系的角度,中国需要务实、稳健地推进对外战略布局,包括时下热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项合作倡议,“一带一路”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复兴和世界发展,堪称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但在实践中,也存在诸如“战略冒进”、“好大喜功”、“贪大求全”等隐忧。如果低调一点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次全面升级,意在通过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来推动中国发展的转型升级和中国全面走出去,以及中国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但是,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有关专家的战略解读,极大赋予了“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色彩。中国政府的多次倡议,有关部门急于拿到“早期收获”,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不计成本地全力推进,难免不让他人感到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上的迫不及待,有可能进一步坐实国际社会的种种疑虑。

作为一项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当然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但其主体应该是企业、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且基于充分协商、全面评估基础上循序渐进、审慎稳妥地予以推进。但是,“一带一路”的实践也存在一些无序和乱象,各部门、各地区、各行业都争先恐后,抢滩掠地,忙着争做“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和排头兵。

中国在委内瑞拉等国巨额投资所陷入的困境,在缅甸、泰国、苏丹等国投资所遇到的问题,以及中资企业在多个国家并不显著的经营业绩,其实早已敲下了警钟。

从经济层面讲,“一带一路”的看点在于“走出去”,但难点在于“走回来”,也即实现资本的增值、回流以及经验、技术的提升。

很多繁荣其实并不真实。仅举一小例,这几年,为配合有关部门的需要,中国多种古典书籍、治国理政的宏论以及学者的著述开始大规模地得到译介并走出国门,其背后是大量的国家财力支持,而非真正的国际市场需要。这种喧嚣和热闹并非基于市场逻辑,因而注定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务实地把它定位为经济合作平台和人文交流纽带,其意义已经很重要,可做的工作已经很多。但如果我们迫不及待地把它定位为一个重大的“全球治理”平台,不仅要解决全球面临的发展赤字,还要解决更为复杂的全球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至少在目前阶段,显然愿景过大,步伐过快,很可能给我们自己的责任也过多。所谓全球治理,简单地讲,就是协调强者,抚慰弱者,其核心是全球责任和义务的再分配。

中国在若干重大地区冲突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在全球反恐进程中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在全球难民治理中分担何种责任,在全球环境治理特别是自身环境治理中又有什么承诺,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如果我们只是泛泛空谈,或者给出具体承诺但却很难兑现,势必难以满足世人不断增长的期望,其结果反而会影响自身的国际信誉。

我们要看到,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积累多少“走出去”的智慧和经验。15世纪郑和七下西洋,虽然宣示了国威,结交了友邦,甚至一度带来万国来朝之盛世景象,但这一耗时三十年之久的航海壮举却极大损耗了国力,此后戛然而止,在世界航海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对中国的发展及海权意识的成长也影响甚微。

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走向亚非拉地区,虽然外交成效显著,但由于过于强调政治合作而忽视应有的经济效益,只算政治账而不算经济账,因而在进入1980年代后也出现了政策上的极大调整。在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之后,我们面临再一次的大规模“走出去”,如何做到可持续发展,增进自身利益并兼顾各方关切,已经成为必须重视的大课题。“一带一路”的推进,必须充分汲取历史教训。

中国人历来怀抱“大同”愿景和“天下”情怀,素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境界。同时,中国文化也讲求“中庸之道”,注重内敛而自省,中国人也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己所欲之也慎施于人”的行事原则。心怀天下本身值得赞誉,但在对外关系中我们必须力求务实和稳重。

或许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努力解决好国内发展问题。中国过去几十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积累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思考。国内学者大多在总结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之道,忙着阐释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但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迄今为止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么是在发展过程中成功实现了政治转型的国家(如韩国),要么是成功实现了良好治理的国家(如新加坡)。

在中国尚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时,国人切莫盲目乐观自信,还需要认真、务实地思考并解决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若干挑战和难题。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批驳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可以力求证明中国不是一个“脆弱的超级大国”(FragileSuperpower),但冷静想来,国内严重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环境污染,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缓慢和政治改革进程的异常艰难,都说明国内问题始终是中国必须予以重点关注、全力解决的重心之所在。

中国老百姓的愿望大多很朴实,就是有更加和谐的社会、更加公正的秩序,更加幸福的生活。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回应并帮助他们实现这些愿望,这是决定我们内政外交的基础和前提。

想起平日里年轻网民们热议的话题:中国的敌人究竟是谁?是美国、日本,还是俄罗斯?

其实冷静想来,它们或许都不是,中国的敌人是中国自己。

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众生活不断改善,吏治变得更加清明,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环境变得更加美好,在此基础上整体国力不断增长,中国的国家形象必然会大为改善,在世界的声望必将大幅增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会实现。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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