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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梵蒂岡在中國面前低下了頭?/ 梵蒂岡與中國政府談判引發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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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乙錚

1月30日,中國壓迫性新規生效的前兩日,在北京禱告的天主教徒。
1月30日,中國壓迫性新規生效的前兩日,在北京禱告的天主教徒。 ROMAN PILIPEY/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2月1日,中國新的壓迫性宗教規定生效這天,梵蒂岡在北京面前深深低下了頭。在長時間的抵抗之後,終於同意承認由中國共產黨任命的地下教會主教,甚至為此還使兩名供職已久的人選讓位。近日,直言不諱、愛發博客的86歲前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Joseph Zen)為親自向教皇替兩位主教辯護,飛抵梵蒂岡城。真是麻煩。他被推了出來,此後便被稱為梵蒂岡和北京的協議的“ 障礙 ”。聖座向(無神論的)共產黨政府屈服的原因並非完全透明,但似乎在期望著一個歷史性解凍。1951年,共產黨執政後不久,兩國的外交關係就中斷了,此後的關係一直十分緊張。據信,中國現在有900萬至1200萬名天主教徒其中約有半數追隨忠於羅馬教皇的地下教會,拒絕承認國家批准的教會,後者名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它的非正式名稱為“愛國教會”。兩國政府最主要的衝突在於任命主教的方法:傳統上,這是教皇的一項特權,但中國政府一直試圖篡奪這個權力。梵蒂岡目前正在尋求達成的協議可能會正式確定某種聯合審查的程序。梵蒂岡稱,自己對北京的和解立場是為了彌合中國天主教社區近七十年來的分裂。梵蒂岡表示,自己的努力是“ 仁慈的香膏 ”,用於緩解那些障礙所造成的痛苦,它們阻止中國的天主教徒“彼此和諧交流,或與教皇交流”。與北京和解至少還可以在名義上讓教皇擁有對中國所有天主教徒的最高權威——這種地位雖然是像徵性的,但對梵蒂岡意義重大,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教徒在改信其他基督教派。

中國基督徒的總人數已極大增加,從1949年的約400萬增長到現在的一億左右。但是從相對角度來說,天主教的發展卻落後了。據估計,1949年,中國的天主教徒多於新教徒,兩者的比例是3比1,而現在,新教徒的人數比天主教徒多,比例為5比1。導致這種差距不斷加大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羅馬天主教會不僅擁有宗教和道德權威,而且行使政治和外交權力。天主教會擁有相對統一的指揮結構、明確的意識形態和紀律嚴明的組織骨幹。它具有全球影響力和大眾吸引力,擁有極高的忠誠度,長期以來展現出生存和擴張的能力,所有這些都基於它和平的軟實力。在所有這些方面,它都是中國共產黨的競爭對手,甚至勝過後者。因此,中國共產黨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天主教徒對教皇的忠誠直接挑戰了對黨的忠誠。梵蒂岡城國也是20個在外交上承認台灣的國家之一,這些國家都是小國。

許多新教教會雖然也遭受懷疑,但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更好。坎特伯雷大主教1983年訪問北京之後,對中國的自由化大加讚賞,據報導,他讚揚中國出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教會”。和前任們一樣,目前監管香港和澳門的聖公會大主教也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員,該機構包括一些名人,他們名義上是給中國共產黨提建議,但經常非正式或秘密地替共產黨做宣傳。前任和現任大主教都傾向於支持北京對香港民主自由的限制性解讀,反對2014年倡導民主的雨傘運動。其他信仰的代表們走得更遠。中國佛教協會一位副會長稱習近平主席去年秋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是“當前時代的佛經”。中國政府對待佛教徒的方式相對寬鬆,至少對待非藏傳佛教徒是這樣。關於中國佛教徒的數量,有不同的說法,可能在1億多2.4億多之間。

但是,即使諂媚能得到回報,梵蒂岡對中國政府的綏靖政策也會給自己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通過承認中國所謂的愛國教會,梵蒂岡可能會損害該國天主教教義的健康。在中國政府批准的教堂裡進行的佈道已經排除了《聖經》中被認為具有政治顛覆性的段落(例如但以理[Daniel]的故事),也有些佈道中會進行共產黨的宣傳。在遭受了數十年的壓迫之後,中國數百萬忠實的天主教徒可能很快就會覺得自己遭到了拋棄,甚至背叛。更糟糕的是,政府受到這項協議的鼓舞,可能會對他們更加嚴厲。事實上,前不久生效的宗教法規包括對地下教會處以更高額的罰款,對業餘時間在主日學校授課的公立學校教師處以更嚴厲的懲罰。此外,與北京和解可能預示著梵蒂岡打算最終不再承認台北政府,轉而承認北京才是中國的真正代表。這種轉變將會改變台灣海峽兩岸微妙的權力平衡,也會損害台灣生機勃勃的民主制度。它也將賦予世界各地鎮壓教會和教派的威權政府合法性——以及教皇的認可!

天主教會曾經有過與法西斯或極權國家妥協的記錄。教皇庇護十二世(Pope Pius XII )因在二戰期間背叛歐洲的猶太人而遭到批評:他堅持在納粹和同盟國之間保持中立,從未公開譴責希特勒的最終解決方案。1956年,蘇聯軍隊暴力鎮壓匈牙利起義後,梵蒂岡將直言不諱反對共產主義的大主教若瑟·敏真諦( József  Mindszenty)邊緣化,主張與新的傀儡政權達成妥協。如今,梵蒂岡渴望在中國扭轉敗局,這可能對它自己也沒什麼好處。北京在履行承諾方面的聲譽不太好。只要看看它是如何實行“一國兩制”的,就知道了。這種制度原本旨在保證香港在2047年之前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權。即使在這份梵蒂岡看似想要達成的協議之下,中國政府也能最終實現對中國天主教教會的控制——比如說,靠拖延主教的提名,或是靠反复拒絕梵蒂岡提供的人選,直到之前由教皇選出的主教通通退休或去世。司鐸是由主教指派,因此,如果沒有主教,過一段時間後也就不會再有司鐸,或只剩很少的幾個,中國的天主教便會在無聲中死亡。

四十年前,赤貧的中國剛剛擺脫毛澤東思想的深淵,那個時候,僅僅是可以將香體露賣給20億中國人的想法,就已經讓西方公司神魂顛倒。而今,中國有了更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型跨國公司更是寧可交出專利技術坦然容忍暴力的仇外主義爆發任命中國共產黨的成員擔任高管,也不願冒險失去這裡的商業前景。似乎沒有人可以抵抗中國巨大的香體露市場、汽車市場——或是教徒市場的誘惑。哪怕是梵蒂岡。

練乙錚是一名香港和亞洲時事評論員,也是日本甲府市山梨學院大學的經濟學教授。

梵蒂岡與中國政府談判引發擔憂    JASON HOROWITZ, ELISABETTA POVOLEDO

上月,教皇方濟各在聖彼得廣場。 他的幾位前任曾尋求與中國達成協議,以解決有關誰將選擇國家主教的長期爭議。
上月,教皇方濟各在聖彼得廣場。他的幾位前任曾尋求與中國達成協議,以解決有關誰將選擇國家主教的長期爭議。 TONY GENTILE/REUTERS
羅馬——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和他的外交官們一直在悄悄花費精力與中國政府談判,這可能有助於結束數十年來對中國天主教會控制權的爭議。但是,在可能出現突破之際——如何任命主教一直是個難題——一些天主教徒開始擔憂。他們擔心,梵蒂岡急於達成協議,可能會背叛那些數十年來非法實踐信仰的神職人員和教民——他們冒著被捕和被迫害的風險,在所謂的地下教會做禮拜。他們還擔心,協議可能會結束地下教會長期以來的獨立性。上週五,這場紛爭進一步升級,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Joseph Zen)加強了對談判的批評。他表示,和解可能會導致1200萬中國天主教徒實際上被置於共產黨控制的“牢籠”之中。他指責教會官員“出賣”中國天主教徒,並警告稱:“一個被政府奴役的教會並不是真正的天主教會。”陳日君樞機沒有直接攻擊教皇,但指責教皇的二號人物、彼得羅·帕羅林樞機(Pietro Parolin)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另一位教長則嘲笑教皇的一位親密合作者生活在“幻境”裡,因為後者將中國描繪成一個與教會的價值觀一致的國家。儘管梵蒂岡和中國政府談判的確切細節尚未公佈——也不知道教皇方濟各為達成協議可能會做出哪些犧牲,但公眾的抨擊已經爆發。該協議可能會成為梵蒂岡恢復與中國外交關係的第一步,讓他成為第一位訪問中國的教皇。“有了一些進展,”梵蒂岡的一名高級官員確認稱。被問及談判情況時,他堅持要求匿名。教皇方濟各已經派教會的高級中國專家赴北京參加秘密工作小組。中國官方新聞媒體對這些會談的報導顯然是正面的。梵蒂岡的高級官員們謹慎地提到現實的解決方案与和解。

去年,得到政府批准的西直門天主堂在復活節期間舉行聖週六彌撒。
去年,得到政府批准的西直門天主堂在復活節期間舉行聖週六彌撒。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梵蒂岡和中國於1951年斷絕了外交關係,也就是在共產黨掌權兩年後。1957年,中國成立了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負責監管天主教會。梵蒂岡儘管部分承認愛國會司鐸主持聖禮的權威性,但並未完全承認該機構。它還秘密任命主教,領導“地下”教會。教皇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和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都曾主動向中國政府提出解決爭端,但在兩人的任上,談判都停滯不前或失敗。儘管存在爭議,梵蒂岡似乎還是堅信有機會達成協議。位於比利時的南懷仁研究中心(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代主任韓德力(Jeroom Heyndrickx)表示,可能達成的協議將是“我們等待多年的突破”。韓德力曾是本篤的一個對華關係顧問委員會成員。“最終會就在中國任命主教的問題達成一項協議。”

陳日君樞機證實,梵蒂岡已經要求一名地下主教給一位中國任命的主教讓位,後者是形同虛設的中國議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據梵蒂岡的那名高級官員透露,方濟各還收到了赦免七名中國任命的主教的要求——之前,梵蒂岡認為那幾名主教是非法的。據了解談判情況的人士稱,正在討論的一種可能性是,教皇在中國挑選的三名候選人中最終確定一位主教。目前尚不清楚教皇在這個過程中是否擁有絕對否決權。另一個棘手的問題是,作為協議的一部分,中國當局是否會承認地下教會的30多名主教的合法性。香港樞機主教湯漢(John Tong)在去年的一封公開信中稱,這是“最棘手的問題”。

以香港教區主教身份退休的陳日君樞機警告稱,把太多權力交給北京相當於“出賣”中國天主教徒。
以香港教區主教身份退休的陳日君樞機警告稱,把太多權力交給北京相當於“出賣”中國天主教徒。VINCENT YU/ASSOCIATED PRESS

這個問題很緊迫的一個原因在於,在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幾乎所有社會團體的權利都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上週,北京擴展了對宗教團體的嚴密監控,依照開始生效的一些新法律,未註冊的宗教團體——例如地下天主教會——舉行聚會和儀式的難度會更大。在中國,天主教的勢力正在收縮。中國目前有1000至1200萬天主教徒,與40年代末共產黨掌權時教徒所佔人口比例大致相當。相比之下,新教迅速擴張,被普遍視為中國增長最快的宗教。但在教會和中國政府內部的派別中,反對達成協議的勢力頗為強大。在一次採訪中,宗座外方傳教會(Pontifical Institute for Foreign Missions)成員兼亞洲新聞(AsiaNews)主編貝納德神父(Rev. Bernardo Cervellera)認為,中國政府正試圖“消滅地下教會”。他說,根據新法律,地下教會的成員可能會面臨新的罰款、監禁和沒收房屋等處罰。身在香港的陳日君長期反對中國政府。過去兩週,他用了大量時間抨擊梵蒂岡,並稱他親手把一名88歲的地下主教的信交給了方濟各。這名主教被教皇的公使要求讓位。

陳日君稱梵蒂岡的中國代表團擅自行事。但梵蒂岡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在接受意大利一家報紙的採訪時證實,教皇和他的外交官們在此事上的看法是一致的,不應妄自揣度。這次採訪引發了大量討論。梵蒂岡與中國的博物館之間一直有文化交流。與教皇過從甚密的合作者之一馬塞洛·桑切斯·索隆多(Marcelo Sánchez Sorondo)主教最近剛從北京回來。他在接受梵蒂岡內部通訊(Vatican Insider)的採訪時甚至說中國“對教會社會教義的踐行是最好的”。

2017年,在河北石家莊附近的一座非官方教堂裡,一名天主教徒在聖枝主日彌撒結束後做禱告。
2017年,在河北石家莊附近的一座非官方教堂裡,一名天主教徒在聖枝主日彌撒結束後做禱告。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這激怒了抨擊中國侵犯人權的人士。“我們可以理解,在渴望中國與梵蒂岡建立關係的狂熱中,有人可能會偏愛和盛讚中國文化,”貝納德神父在一篇名為《桑切斯·索隆多夢遊幻境》(Sánchez Sorondo in Wonderland)的評論文章中寫道。但他接著說,“奉承中國是意識形態上的一種肯定,會讓教會淪為笑柄。”在隨後的電子郵件交流中,馬塞洛·桑切斯·索隆多說自己遭到抨擊是“因為顯然我沒有考慮到良心自由的問題”。“他們說的沒錯,”他說。教皇的捍衛者發起了反擊。“教皇一點也不幼稚,他和本篤十六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試圖找到與當局對話的途徑,”耶穌會神父兼教皇顧問安東尼奧·斯帕達羅神父(Antonio Spadaro)說。“問題是要面對現實。我們能達成什麼樣的協議?這是信任問題。我們希望中國政府知道我們對政治不感興趣,我們感興趣的是信仰。”韓德力說,這類協議並不是沒有先例。他說,教皇在16世紀曾賦予法國國王任命主要神職人員的權利。教皇庇護七世(Pope Pius VII)和拿破崙也簽署了類似的協議。近來,梵蒂岡也願意接受限制,在越南等共產主義政府的監管下活動。

在1949年贏得中國內戰後,共產黨宣稱對所有有組織宗教擁有控制權,但天主教卻受到了特別的審查。1951年,北京驅逐梵蒂岡公使,雙方斷絕關係。梵蒂岡反過來也從未承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也就是北京為管理得到官方認可的主教和教會而成立的實體。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不承認愛國會的地下教會。2007年,本篤朝和解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承認中國官方教堂舉行的聖禮。他還選擇當時還是一名大主教的帕羅林樞機領導與北京的談判,不過後來,談判陷入了停滯。2013年成為教皇時,方濟各任命帕羅林大主教為教廷國務卿,後擢升為樞機。2014年,中國允許教皇在前往韓國途中飛經中國領空,教皇則派以克勞迪奧·瑪利亞·切利大主教(Archbishop Claudio Maria Celli)為首的羅馬官員重啟談判。但在最近從孟加拉國回羅馬的飛機上,教皇方濟各再次表達了去中國的願望。“與中國的談判是高級別的,”他說,並接著表示,“我相信去一趟中國對各方都有好處。我想去一次。”

張彥(Ian Johnson)自北京對本文有報導貢獻。
 紐約時報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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